西北师范大学－大學文化

　　大學文化形成了特定的校园精神，代表着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校名题写、校訓、校徽、校旗、校歌、校史等成为大学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具有丰富的意义象征性诠释了大学的特有的历史，理念，追求，是大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校标、校徽、校训、校歌，既是学校的文化精神，也是学校的风骨、理念和追求，更是莘莘学子的精神归属！无论是校标、校徽精神还是校训、校歌内涵，都是浸润在每一个学子血液里的精神气质，它滋养、砥砺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不断追梦、圆梦。做璀璨星光，我们必将一直努力......

校徽诠释：

西北师范大学校徽和北京师范大学同根同源，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发端于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两校校徽采用同一主题元素，标志物为“木铎”。“铎”出现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古代用以木为舌的木铎宣布政令，后来木铎就成了教师的指谓。《论语》记载：“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后人将此说法扩展，称老师为执掌木铎的人，“木铎”一直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校徽标志物。

校徽校名图片：

知术欲圆，行旨须直

——黎锦熙《国立西北师院毕业同学录题词》赏析

      1947年，曾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为《国立西北师院毕业同学录》题词：“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并以他别具一格的国音字母书之。题词中“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句，深刻地揭示了知、术、行、旨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取历史上形象反映西北地区自然风貌与人文特征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圆”和“直”两个意象，巧妙地表现出了对大学生的知、术、行、旨方面独特的精神期望。这则题词意韵深邃，儒雅考究，对仗工稳，特色鲜明。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备受历届师生的推崇与喜爱。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1913-1914年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教员，既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朋友。1919年，他到北京师大的前身北京高师任教，曾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1937年，随北京师大迁徙西北，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主任、国文系教授、系主任，1945年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北平师范大学复校后历任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运动史》、《方志今议》等50余部专著，主持编写了《汉语词典》、《同音字典》等大型辞书。黎锦熙先生对我国现代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就在他1978年逝世前夕，还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提出了“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
       黎锦熙先生1947年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生的题词，并不是突发奇想的应时之作，而是长期思考和践行的结果。1946年，黎锦熙先生为西北师院毕业生题词：“即知即行，说到做到”，虽然语言通俗直白，但内容讲的仍是“知行”问题。再追溯到1940年，黎锦熙先生在西北师院新生训练毕业典礼的训词中，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宗旨、知识与生活、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它所讲的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实际上都是“知”“术”与“行”“旨”的关系问题。黎锦熙先生在西北师院工作期间，无论面对新生还是毕业生，反复强调“知、术、行、旨”问题，说明“知术欲圆，行旨须直”，是黎锦熙先生长期思考的结果，是他的学术实践与教育理想的高度概括，是对学校厚重的文化沉淀的精采提炼，也是对西北师院学风教风和师生精神状态的最佳提炼和美好期望，彰显了学校精神文化的特质，表现出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深刻的教育理念。
      “知”既是对认识、知识、理智与智慧的概括，也是对探求知识、培育理智和积累智慧的过程的概括，《礼记•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讲的就是知识、智慧、理智对人的行为品质的影响。在黎锦熙先生看来，“知识”既包括科学理论、人文知识，也包括生活常识。“术”，是指道路与方向以及保证在正确的道路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方法策略、技艺技能和学说主张。“圆”，即丰满完整、融通圆满、全面广博。“知术欲圆”就是要告诫大学生，在学识、理智和处理实际问题的策略、技能、主张方面，须要追求全面、完整、融通、广博的境界。
      “行”，是规律，是传播，是实行、行动、行为，是人的实践活动。“旨”，即意图、志趣、宗旨，是主导人们行动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直”，端正，正确，持久。“行旨须直”，就是要求人的行为和各种实践活动，必须在正确理念指引下坚持不懈进行，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短短八个字，其中包含着对教育工作及人生修养的几大关系的深刻认识。
       一是“知”与“术”的关系。黎锦熙先生认为，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只有在广博的常识基础上，个人的专业技能才能够得到好的发展，才能够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学术。他曾在1940年对西北师院新生说：“无论求学和做人，都要以广博的常识为基础。例如没有广博的常识，尽管专精一门，成了一个专门学者，也是没有出息的。”因为“这种专家出来办事，除开他所专精的一个小范围以外，一切都不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应用他所专精的学理，来解决社会上的实际问题？固然理工等科有所不同，但如一个工程师或医生除他所学的一门以外，一切都不懂，在他的业务执行上恐怕也要受到影响。这种专家并不是没有用处，只是成了一种机械，一种器具，只能做八股式的文章，只能当冬烘式的教员。”冬烘是迂腐、浅陋的代名词。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误放》载：唐朝郑薫主持考试，误认颜标为鲁公颜真卿的后代，遂将他录取为状元。被别人作诗嘲讽：“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可见，黎锦熙在这里所期望的，就是大学生不要仅仅满足于脑袋里装满知识，还必须正确处理“知”与“术”的关系，更加重视将这些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策略和能力，不作机械式的、器具式的、冬烘式的大学生。
       二是“行”和“旨”的关系。黎锦熙先生十分重视“行”和“旨”的关系，他曾以禅宗“参话头”的教学方法为例，阐释了“宗旨”对于行动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行脚”和尚一件袈裟，一个瓦钵，走出庙门，过山登峰，渡水越壑，尽力千辛万苦，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但他始终专精一念，就是要参透的那个“话头”。禅宗的教材太神秘了，但是，“他的教法，可以说是最平凡而又最巧妙的，就是用‘行脚’的方式，旅游、考察、观察、实习，让学者去积广博的经验，所见所闻，眼前事物，一丝也不放过，时刻把广博的经验来参证他这专精的一点，久而久之，宇宙间的一切，都成为他这种专门研究的材料，都可以证明或发挥他这专门研究的原理原则，乃至都可以触动他的灵机，完成他的归纳，来发明创造他这种专门研究的新原理新原则，试问：这种专家岂有不成功的？不要以为这只是用于哲学的研究，或者限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就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也都如此，若不然，为什么人人都常见的开水沸腾、苹果落地，只能让瓦特和牛顿出来做发明家？文学也是如此，如不然，为什么司马迁写一部《史记》，先要便觉名山大川？所以，无论求学和做人，广博的常识是可以从书本讲习得到的以外，还要从实际事物的阅历上，积渐得到广博的经验。这不但可使他所专精的学术能够社会化、实用化，还可进一步推进他对于所专精的学术更能有所创造和发明。”（见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五日出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所有理性的生活都是学习，因为它包括经验的解释和改造。因此，教育必须像文明生活一样，是一组可以共享的经验。为了获得经验，解释和改造经验，每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都应当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完满、完善与永恒的社会价值，并“专精”于这样的宗旨，以达致“动必有功，处必能久，遭遇任何艰难阻碍，信仰不变，努力不止，以低于成功”的效果。
       三是“知”与“行”的关系。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也是人生的永恒课题。宋代朱熹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他还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促进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知术欲圆，行旨须直”，要求人们追求广博的知识与全面的能力，追求耿直的行动与坚定的信念，就是基于“知”“行”相互促进的原理。黎锦熙先生不仅十分重视师范类大学生的知识追求和人生修养，还十分重视师范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知识创造工作，他曾在1932年说过：大学者，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师大而无研究所，终将不能成其为“大”，研究所而办理不善，则亦“大而无当”。研究所为师大之生命线。我们应该反思此三十年间师范教育的成绩如何？今后应取什么途径？古人有言“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研究实际问题，创新积累知识，是大学及其师生必修的重于“生命线”的“知行”课。其实，黎锦熙先生的这则题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师总体上的教育观，就在同一时期，常道直先生为毕业同学的题词是：“胆愈大而心愈细，智愈圆而行愈方。”讲的还是“知行”问题。在这些先师看来，教师不仅要用学识影响学生，更需要以行动教育学生，因此，知行问题既是做人求学的道德问题，更是师范教育的关键问题。只有把知行统一起来，了解他们相辅相承的关系，坚守知行统一的人生哲学，践行知行统一的道德原则，才能做一名合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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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1日